前沿讲坛94讲｜《礼记正义》成书过程探略

日前，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办讲座，主题为“《礼记正义》成书过程探略”。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教授郜同麟主讲，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教授樊波成主持。

郜同麟教授首先根据《旧唐书》《唐会要》《礼记正义·序》等相关记载梳理了孔颖达的生平及《礼记正义》的编撰背景。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孔颖达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等，具有深厚的北方经学根基，后参与编纂《五经正义》《隋史》等重要典籍。郜教授指出，《五经正义》的修撰是唐初政治文化整合的重要举措，其过程复杂，历经贞观十二年初撰、贞观十六年修订、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人改定等阶段，甚至可能还包括高宗时期崔义玄未竟的修订，形成了多重文本层次。尽管孔颖达出身北方经学传统，但其修撰的《五经正义》的学术倾向却与南方经学更为接近。

在此基础上，郜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礼记正义》对南北朝旧疏的袭用与改造。通过对比《礼记正义》和日藏皇侃《礼记子本疏义》残卷，如《丧服小记》中“苴杖”“削杖”等条的疏文与皇侃旧疏高度一致，说明唐疏大量因袭前代成果。与此同时，《正义》也对旧疏进行了系统性删减，包括剔除皇侃疏中重复解释经文之处、迂曲之说、繁芜驳论及科段等内容。此外，《礼记正义》亦对旧疏进行了改造，如移易内容、为注疏寻找经典依据、为经文分段并总括大义、驳正误说等。这背后反映出与皇侃相比唐人不同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包括疏释重点、义疏繁简程度以及具体学术观点的不同。然而，这些调整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因删改相关内容造成文意不全，因破坏旧疏原有结构造成前后文意矛盾或文意不明，以及文义的前后重复，等等。

为进一步揭示《礼记正义》的编纂过程，郜教授以《文王世子》篇为例，对该篇各节经、注疏的排列方式进行分类考察。郜教授指出其内部存在“先经疏后注疏”与“经注疏间错”两种体例，推测前者可能源自熊安生旧疏，后者则多沿用皇侃旧疏之例。该篇亦存在“五分法”与“六分法”两种分节方式，且各节来源可能不同。

进一步统计《礼记正义》七十卷的体例后可发现，经注疏排列方式以“经注疏间错”为主，一些相邻卷则较多地采用“先经疏后注疏”的方式。从中可体现出《礼记正义》以卷为单位对皇、熊二家旧疏的不同偏好。郜教授认为这很可能表明《礼记正义》在编撰初期就依据旧疏定下了分卷，并按卷次分配编撰者。

关于《礼记正义》内部存在不同体例的原因，郜教授推测，这可能来源于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经、注疏排列方式的差异。郜教授指出，先集中释经、再集中释注的情况，在现存注疏中可能仅见于《礼记正义》。这可能由于郑玄注在南北朝时仍为单注别行，南北朝经学家将郑玄注分配到经文下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北朝熊安生采用大段经文而后附注的方式，南朝皇侃的经、注排列则与今本《礼记》基本一致。《礼记正义》不同编撰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造成了对皇、熊二家的态度不同

《礼记正义》复杂的编撰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本层次造成了文本内部的诸多问题，如各篇中旧疏和唐人新疏之间的观点存在矛盾，同一段前后存在矛盾，修订者未读懂原稿，用旧疏、驳旧疏前后不一，对待旧疏态度前后不一，等等。

综合上述分析，郜教授总结指出，《礼记正义》是在皇、熊旧疏的基础上编修而成，除了直接因袭旧疏外，还做了一些增删移易的工作。其编撰过程大概是先确定分卷，而后按卷分派给具体分撰人。各分撰人的学术背景影响了不同卷对旧疏的态度。《礼记正义》中有复杂的文本层次，这也造成了其中大量的矛盾、重复、文意不畅、文意否明之处。

最后，郜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就唐代官修书的编纂与学术背景、南北朝经学与佛教影响、古籍整理与校勘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特烈的讨论。讲座在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